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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國人做錯事為何不愛道歉
    發表時間: 2010-12-16來源:

    8月25日,深陷學歷造假漩渦的唐駿旗下的網游公司聯游網絡,通過借殼大華建設在納斯達克上市,唐駿以3000萬美元的聯游估值,獲得了大華建設增發的2500萬股普通股,成為大華建設第一大股東,同時出任大華建設董事長。

    這是繼唐駿學歷造假被揭露之后的又一爆炸性新聞,這一消息讓人多少有些瞠目。唐駿沒有為造假之事向公眾道歉,沒有引咎辭職,反而繼續步步高升,飛黃騰達,仿佛造假風波與他無關,不管輿論沸騰,他自巋然不動。

    無獨有偶,禹晉永、李一等被接連揭露出造假、詐騙行為,當事人都沒有任何致歉的表示,更別提那些犯了錯誤又繼續大權在握的官員了,隨著時間的推移,他們的事情也漸漸地淡出了公眾視線。這讓人不得不詫異于中國社會怪異的道德環境,為何這些觸犯到社會道德底線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,為何他們可以對公眾輿論置若罔聞?在對他們的“良好定力”唏噓不已時,我們不得不擔憂社會道德在潰敗。

    時代周報:在造假事實確證無疑的情況下,為何當事人仍然不為自己的行為道歉?社會的懲罰機制為何紛紛缺位?造假成本如此之低,公眾對不道德行為的容忍尺度為何越來越大?我國產生社會道德潰敗趨勢的根源是什么?如何重建社會道德體系?

    范以錦 媒體沒有懲罰權,但不能放棄監督

    首先,我們應該肯定,在這一系列事件當中,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,盡到了監督的義務,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目前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,就覺得自己無功而返。道德上的譴責力量是非常強大的,這會對他們的社會形象、影響力起到削減作用,如果媒體沒有揭露,他們的社會危害可能會越來越大。

    同時,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展現出來的媒體監督力量,會對社會起到警示作用,使有類似行為的人會收斂一些,使本來想這樣做又沒有做的人不敢做了。因此,即使媒體沒有辦法徹底地解決問題,但以后再碰到這樣的事件,還是要繼續監督,這是有積極意義的。

    媒體有監督權,但沒有懲罰權,所以這些人依然可以自由自在,對輿論置之不理?,F在,我國的一些法律、規章還不夠健全,存在許多管理空白,像類似事件由誰來管,管到什么程度,沒有明確的規定,所以很多人鉆了法律的空子,最后逃之夭夭,有關部門不作為,該管的沒有管,這是政府的問題。

    這些人既然有膽量去造假,就會有這樣的膽量不認錯,同時,這些事件也暴露出我們的道德體系不健全的問題。在極“左”年代,政治高壓下形成的道德有很多虛偽的成分,像打小報告、穿小鞋、互相批斗,都是不道德的;改革開放以后,原有的道德體系被打破,這些行為減少了,但是新的道德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,還在探索與彷徨之中,在這種情況下,出現類似的事情也是必然的。

    在轉型期,道德體系不完善,是非觀念模糊,一些人為了某些利益,愿意冒道德風險,不斷地沖擊社會道德底線,而社會又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制約他們。通過社會道德體系不斷健全和完善,建立起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體系,整個社會都出來譴責,這種人和事就會失去市場。那時,如果這些人還不認錯,還是沿著原來的路子繼續走下去,就肯定會碰壁。而構建新道德,媒體需要更加積極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。

    廖新波 行政更要講道德,名人應起模范作用

   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,當事人應該要向社會道歉,并交待清楚這樣做的原因,這并不會影響他們的“光輝”,反而可以挽救他們的公眾形象。不道歉會對社會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,因為它變相鼓勵了不道德行為。

    在國外出現這種事情,肯定會要引咎辭職,比如韓國外長,他的女兒造假,他都要引咎辭職,可見國度不一樣,人的價值觀也不一樣。我們現在既不是一個公民社會,也不是一個民主社會,沒有一套健全的道德法則和法律去約束個人的行為。所以,他們可以不顧媒體和社會輿論的譴責,繼續做自己的事情。

    雖然這只是個案,但是它們折射出這個社會的道德狀況,社會的道德誠信不夠好,不管是公民的道德,還是行政道德都不完備,唐駿只是社會道德問題的冰山一角。很多政府官員并沒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上,為民辦實事,而是假話、套話連篇,這也是行政道德問題。

    現在中國的誠信度比較低,從食品、藥品到文憑,造假現象層出不窮,無處不在。媒體應該通過曝光這樣的事件來喚醒人們的誠信意識,而名人更應該要起到模范作用。對于道德問題,我們既不要放大,也不要看小,道德誠信建設確實要成為我們著重關心的內容。

    誠信問題的出現跟一些制度有關系,比如三聚氰胺并不是規定的添加劑,也不需要添加,但是企業為了通過奶制品蛋白含量檢查,把它加進奶制品里面。這種情況,在商業上和政治上是一樣的,所以我們需要對一些行政檢查制度進行反思。

    又如,用人單位對文憑過分看重,習慣于“先敬羅衣后敬人”,這種現象必須引起學歷教育和用人制度的反思。并不是獲得了博士的頭銜就一定辦事能力強,很多人知行不一,很多人沒有文憑也可以干出驚天動地的事情。根據我的經驗,在醫院,有一些碩士、博士的能力還不如本科生,如果用人單位不看重文憑,那么學歷造假現象就會減少。

    因此,要構建一個誠信的社會,還需要從制度建設上下功夫。

    信力建 計劃體制摧毀誠信,重建道德體系需健全的市場經濟

    現在的中國人缺少信仰,所有的道德體系都與信仰有關。撒謊在基督教和佛教的信仰體系里面都是不允許的,在西方天主教國家,《圣經》里面摩西跟人類約定了十誡,其中之一就是不能說謊,在佛教里面也有“不打誑語”的戒律,但是在中國的道德體系里面,缺少這種信仰,并不會因為說謊而受到懲罰。

    在美國,對上市公司有嚴格規定,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有欺騙公眾的成分,他們就可以到法院進行起訴。西方國家的信用體系很完善,所以它們的銀行、金融、信貸都很發達,這也是推動整個西方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。

    但是,在我國,道德的監督還不夠有力,所謂“吹牛是不需要納稅的”之類的言論很有市場。歷史上,我們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,在農耕社會,商品的交流很少,也就沒有形成一種契約,構建一套誠信體系。而在西方國家,有重商主義傳統,商業社會的誠信訴求非常高,契約意識很強,因此,誠信體系也相當完善。中國要走向市場經濟,建立商業社會,也必須要構建信用體系。

    在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中,商會和行業組織,可以對不法行為進行譴責,誠信深深地植根于社會需求里面。比如,大家都是賣布的,有一個人賣假布,他就會影響到所有賣布的人,這種破壞行業的人會被驅逐出去,這種對誠信的需求,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,而不是為了別人。又如,如果你是一個誠信的人,別人就會貸款給你;而如果你不守信,別人就不會貸款給你,這也是與個人利益有直接關系的。

    但是,過去我們只有計劃經濟體系,計劃經濟本身是摧毀誠信的,在這個體系里面,沒有商品交換。因此,只有上下之間的關系,沒有橫向關系,人與人之間不需要建立契約,也就不需要講誠信問題,而這種不良的道德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。

    展江 不道歉是中國人精于計算,重建道德必須“上行下效”

    當事人沒出來向公眾道歉,并不代表他們對揭露不關心,他們的壓力肯定很大,是因為害怕,而不敢回應。東西方的倫理觀念差別很大,如果在西方國家出現造假的事,肯定必須向公眾道歉,或引咎辭職,但是在中國卻未必。

    在法治國家,道歉是一個傳統,對公眾撒謊,特別是撒大謊,是嚴重的道德敗壞行為,在基督教倫理里面,是不能被接受的;但是在我國,似乎正好相反,很多人認為不撒謊就辦不成事,而道歉就意味著自己有錯或有罪,防線就被攻破了,所以不能道歉。中國人很精于計算,如果他覺得道歉的風險比不道歉大,或者道歉的收益比不道歉小,他就不會道歉。

    在西方社會,道德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問題,也是物質層面的問題。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品質不好,人家就不會用你,誠信記錄會影響別人對你的評價,還會和收入、工作掛鉤。中國現在沒有建立起這種制度,反而出現了逆向淘汰的局面,說謊的、吹牛的能夠得志,誠實的人反而倒霉。

    現在,整個國家的道德風氣很不好,有些掌握公權力的人品德非常惡劣,在某種程度上,社會大眾道德敗壞是跟他們學的。唐駿這些人的行為需要譴責,但他們并不是社會上最可惡的人,任何一個被中紀委“雙規”的貪官,都可能比他們更壞。我不是要替他們開脫,只是想說問題的根源并不出在他們身上,而是整個社會有病。道德的潰敗,公權力要負主要責任,它們起著不良的示范作用。

    要健全社會法制,首先要對官員進行監督,官員的行為端正了,整個社會的風氣才會好。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,中紀委每年的報告都要講到腐敗問題,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制不彰,另一方面確實是道德有問題。光靠道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,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制,法制和道德共同起作用才行。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,它要求建立公序良俗,如果你違反它,就要用國家機器來懲罰你。

    現在中國社會普遍缺少信仰,到最后都轉向了信仰權貴和美色。社會風氣敗壞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,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,不論商場、官場,說真話的人不被重用,而溜須拍馬的人,常常得到提拔,最后形成惡性循環、逆淘汰。

    我們要守住社會道德的底線,如果底線沒有了,這個社會就崩潰了,要重建社會道德體系,首先要對嚴重的道德敗壞行為進行揭露,媒體的言論版可以倡導一些東西,比如多介紹一些國際經驗。

    責任編輯:和諧中國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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